骑着“都灵之马”的拉斯洛

电影《都灵之马》剧照

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拉斯洛

萧萧树

2025年10月9日，因“其扣人心弦又富于远见的文学作品，在末世的恐惧之中，重申了艺术的力量”，斯德哥尔摩将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了匈牙利作家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拉斯洛（Krasznahorkai László）。

以连绵长句和巨型段落构造文学世界

10月的匈牙利正落着连绵不绝的冷雨。雨仿佛被赋予某种宿命论的象征意义——它如丝线从天际垂落人间，但人们抬头去寻找它时，却只能看到神明隐身般的迷雾。这一充满存在主义色彩的场景，构成了苏珊·桑塔格评价为“七个半小时但每一秒都雷霆万钧”的电影《撒旦探戈》的核心背景。影片将末日的绝望凝汇为沉重的美学，其文本源头便是匈牙利作家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拉斯洛的同名小说。这位以冷峻、精密、连绵的长句和巨型段落构造其文学世界的作家，如吟游诗人般在荒原上吟唱着一部人类史诗，从蒙昧的神话延伸至冷战动荡期的东欧社会。剥离其繁复的文本迷雾，我们能从中窥见一具关于人类存在和毁灭的标本。他的一件件末日启示主题的艺术品，也在回应着与尼采高度契合的哲学追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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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9年寒气弥漫的都灵，尼采，这位早年写下《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哲学家行走在街头，突然看到一名马夫虐待一匹老马，他抱马痛哭，高呼“我的受苦的兄弟”。此后，尼采便在精神崩溃中度过最后十年。那位马夫和老马对此一无所知，直至拉斯洛和被誉为“塔可夫斯基之后最后一位大师”的导演贝拉·塔尔合作，把他们带到电影《都灵之马》中。电影中，马和马夫以上帝造物的六日为镜像，继续生活六天——那是缓慢消亡的六天，没有激烈剧变，只是慢慢失去，慢慢腐朽，直至世界不在。

这消亡前夕的荒凉和混沌便是拉斯洛一直书写的主题。那种连痛觉都丧失的无力感是电影《撒旦探戈》中牛群行走了八分钟的长镜头，也是《反抗的忧郁》中在混乱不堪的街道上盲目行走的小镇人群，当然也是拉斯洛亲历的匈牙利历史中的人民。

尽管这种末世叙事与大众审美存在距离，但拉斯洛总是持续聚焦那些被看似和谐的日常所忽略的场景：“在美的范畴中，人应当捕捉的，是那些既危险诡谲又令人无法抗拒之物。”荒诞、无望、冷漠、卑贱的人，混乱、肮脏、荒凉、偏僻的大地，如同古典悲剧的当代延续，也是现代社会塑造的一把高悬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为何日常秩序如此脆弱，混乱如此挥之不去？这正是拉斯洛的追问：“只有愚蠢的空间，而没有任何具有可能性的空间……也许理论家可以解释为什么会这样，但解释之后，一切照常进行……为什么？”

审视现实的先知式叙事

写作是怀疑者的一种存在状态。《都灵之马》中尼采哲学的极简呈现，其实源于拉斯洛种种繁复文本的更为具象的表达。自其处女作《撒旦探戈》始，至同样被贝拉·塔尔拍摄成电影《鲸鱼马戏团》的原著小说《反抗的忧郁》，拉斯洛以卡夫卡式的冷峻视角不断深入末世场景中的人类生存细节，用他独有的语言锁链编织成预言之网。亲历社会剧变的他，既审视现实，又在文本中不自觉地植入先知式叙事。

《撒旦探戈》的叙事结构直接借用探戈舞步“进六步、退六步”的对称性，构建了一场反乌托邦骗局的完整轨迹。前六步，农庄的民众在消沉的日常中维系生存惯性，同时将希望寄托于他们幻想的“虚假摩西”——两个骗子；而叙事终点则是假先知的布道时刻——《伊利米阿什如是说》，这与《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形成刻意的互文与反讽，查拉图斯特拉这位先知下山便对先前的求道者宣布了上帝已死的讯息，骗子伊利米阿什则一开始便知道那梦中的美丽城市并不存在；先知试图启示庸众向“超人”演进，骗子却利用民众摆脱平庸的渴望实施欺骗。撒旦探戈前六步是上帝创世的六日，后六步则是都灵之马的六日，似乎在说创造与消亡的交织。而在这悲观的氛围中，拉斯洛也并未给予真先知般的理想主义者以祝福。

《反抗的忧郁》中的送报员瓦卢什卡，是唯一在腐败的生活中仰望星空的人，他在绝望的酒馆中带领醉眼蒙眬的镇民跳“太阳系之舞”，与人谈论音乐和反抗的艺术，却被人视为白痴。他是暴乱到来时唯一拒绝游戏的人，但最终沦为权力和愚昧的牺牲品，被放逐至远离“人类社会”的精神病院。这无疑是一种福柯式的审视。

消亡并非终结，而是警示

拉斯洛曾说，他的写作不愿剥夺任何人的希望。但出路何在？也许，我们可以从其“元叙事”的超越性视角，体会到一丝温情。《撒旦探戈》采用如乔伊斯《芬尼根的守灵夜》的“衔尾蛇结构”：文本结尾与开头完全重合，这种自我指涉明确了叙事主体——长久地隐藏于情节背后的疯医生。而这个完整见证兴衰的观察者，成为唯一拒绝遗忘的人，他反复讲述这启示录般的故事——这不正是尼采的“永恒轮回”吗？讲述者的听众不仅是我们，也包含故事之中的人们。这让人不得不去思索：人类该如何面对宿命性的自我审视？既然故事中的人们早已知晓故事结局，为何悲剧一再发生，“解释之后，一切照常，为什么？”

尼采的“永恒轮回”思想对东欧作家形成了深远影响，米兰·昆德拉直接用它表达“灵与肉的永恒冲突”。正如拉斯洛为都灵的马夫安排了一位信仰尼采思想的邻居，却又让马夫对他的布道或刻意或无意地忽视，以此隐喻“末法时代”的绝望：日常的自由、秩序的具象被概念本身遮蔽，藏于语言之后，人们言说它时，它便已经消失。多么荒诞的反向衔尾蛇式的存在困境。

但即便如此，《撒旦探戈》之中与之外的那位讲述者，依旧坚持创作被桑塔格称为“最具哲学性”的艺术。存在便是无休止的追问，而创作则成为无休止的回答，永恒轮回也并非简单的循环，更是为“超人”诞生做准备，它暗示着每个个体都携带着“超人”的讯息。因此，拉斯洛诠释他的写作时说：“消亡并非绝望的、永恒的终结，而是一种警示。”

人们该因永恒轮回的警醒而去直面末日般脆弱的生活。在马夫邻居带来“永恒轮回”的讯息后，在“能改变人类命运的王子”显露他的真相后，在现代社会的种种断裂时刻后，在拉斯洛所谓的“一场肮脏腐烂的战争正在我眼前展开”后，如何面对疯医生永恒的讲述，便成为一种尼采式的判决——庸众依靠惯性回归旧有生存模式，超人则将困境视为信仰的试炼过程。

拉斯洛这位“永远的自由作家”正在恪守这理想主义：“世界开始习惯它了，而我却无法习惯。”对“惯性”的抵抗，使其创作如他名字的匈牙利语本意一样“闪耀”。也许，“都灵之马”将不再走向末日。（作者为青年作家）